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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上，它已经回归到儒家小康大同重叠的社会正典传统。

……[33]这里所说的知言，即明白和洞察对方的言论具有怎样的意义，属于诠释学中的理解问题。这看起来类似于伽达默尔所谓‘Hermeneutik的工作总是这样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转换，从神的世界转换到人的世界，从一个陌生的世界转换到另一个自己语言的世界[102]。

[86]《春秋左传正义·昭公二年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2126‒2127页。上文谈到，孟子指出：《云汉》之诗曰：‘周馀黎民，靡有孑遗。逆是前去追迎之之意，盖是将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诗人之志来[57]。而放即驱逐、止息之意，孙奭疏放逐，朱熹集注驱而远之[⑨]。[⑦]《孟子注疏·公孙丑上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2686页。

孟子正是这样认知的：王者之迹熄而《诗》亡。[72]《孟子注疏·尽心上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2765页。清代乾嘉学派之所以取得巨大的学术成就，就是因为突破了文字的外壳，超越以字求义的方法，采取因声求义的原则。

 [①] 孙兴义、张国庆：《孟子诠释思想再探索》，《文艺理论研究》2011年第2期，第25‒32页。因此，《说文解字》志意互训：志，意也。[112] 黄玉顺：《何谓哲学？——论生活儒学与哲学的关系》，《河北大学学报》2021年第2期，第1–8页。……我亦欲正人心，息邪说，距诐行，放淫辞，以承三圣者。

[38]《孟子注疏·尽心下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2775页。[52] 许慎：《说文解字·心部》，第217页。

所谓以文害辞以辞害志，犹言望文生义。[110] 黄玉顺：《爱与思——生活儒学的观念》（增补本），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，第117页。而息邪说及放淫辞则是诠释学问题，其目的是正人心，以距诐行与暴行。《本体与超越——生活儒学的本体论问题》，《河北大学学报》2022年第2期，第1‒6页。

[50] 孟子将这种普遍的经典诠释方法概括为：不以文害辞，不以辞害志。夫《春秋》……存亡国，继绝世，补敝起废，王道之大者也。所以，在这种作为当下生活的诠释活动中，既非我注六经，亦非六经注我[106]，而是注生我经[107]，即诠释者的新主体性与被诠释经典的新义都是由诠释活动所生成的。这里的辩说正是上文谈到的辩的第二层含义：辩论。

[18] 黄玉顺：《孟子正义论新解》，《人文杂志》2009年第5期，第9–22页。相关的例子，据《孟子》载：齐宣王见有人将杀牛以衅钟，而不忍其觳觫，若无罪而就死地，孟子评论道：是心足以王矣。

[66] 狄尔泰：《诠释学的起源》，洪汉鼎主编：《理解与解释》，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91页。这里，志指诗人的情感意志，意指读者的情感意志。

诠释的具体步骤，首先是书不尽信的态度，即对经典的语言文字表达存疑。这里，‘逆更是关键中的关键。[71] 其实，孟子所说的良知也是一种情：人之所不学而能者，其良能也。经典诠释的宗旨是以正辩邪，即通过正邪之辩，息邪说，正人心。赵岐注：悉其微言而说之者，将以约说其要。而鲁国不仅是孔子的祖国，更是周公之国，即是周礼的象征，所以韩宣子见到鲁《春秋》而感叹道：周礼尽在鲁矣，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。

那么，何为正？在孟子这里，正有其确定的价值标准，那就是义，即正义论（theory of justice）的正义原则。[③] 李凯：《孟子的诠释方法及其应用》，《儒学全球论坛（2006）孟子思想的当代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2006年4月，第375‒388页。

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。具体来说：爱人不亲，反其仁。

《小弁》之怨，亲亲也。[43] 孟子认为，《小弁》表达的情感固然是怨，但这种怨却是出自戚的情感，即因为亲近而哀戚。

综上所述，看起来是人在创造经典、诠释经典，实质上却是生活在创造经典、诠释经典：生活在通过诠释而创造经典。《中国情感哲学的现代发展》，《杭州师范学院学报》2002年第3期，第1‒7页。经典诠释学 学界关于孟子经典诠释学思想的既有研究成果，主要集中在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这两个命题上，然而其思想之精微处尚未被完全意识到，其隐藏的逻辑关系也还有进一步展开的必要[①]。经典本义的理解方法是以意逆志，即以读者的情感意志去迎契而理解作者的情感意志。

[69]《孟子注疏·滕文公下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2711页。[31]《礼记正义·礼运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1422页。

[58] 泓峻：《儒家阐释学的理论特征及对于建构公共阐释论的意义》，《当代文坛》2018年第2期，第31‒35页。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。

[④]《孟子注疏·滕文公下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，第2714‒2715页。[55] 丁秀菊：《孟子以意逆志的语义学诠释——基于修辞理解角度》，《山东大学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2011年第4期，第141‒146页。

《诗》亡即指《诗经》所代表的圣王精神的衰亡。[17]《孟子注疏·万章下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2746页。[95] 施莱尔马赫：《诠释学箴言》，洪汉鼎主编：《理解与解释》，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45页。唯有如此，才能真正理解经典的本义。

孟子所注重的义利之辩和人禽之辩，亦作义利之辨和人禽之辨，莫不如此。[56] 朱熹：《孟子集注·万章上》，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第306页。

那么，孟子是怎样知言，即怎样洞察这些邪说的呢？孟子指出了这些邪说的来源：生于其心，即都是生于某种邪而不正的情感和意欲。乃因史记作《春秋》……故吴楚之君自称‘王，而《春秋》贬之曰‘子。

紧接着，孟子又以另一诗句为例：周馀黎民，靡有孑遗。[52] 这里的察言知意，正是诠释当中的理解问题。